原标题：助学老人走了 留下公益种子（主题）

东莞“千分一”公益服务中心发起人张坤，带领团队37年资助9000余名学子（副题）

南方日报记者 薛屏 朱晋 欧雅琴 蔡子航

4月16日，东莞市殡仪馆牡丹厅内，数百名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受助学子、公益同行及社会各界人士手持鲜花，送别一位用37年时光点亮近万名贫困学子求学路的老人——坤叔。

张坤人称“坤叔”，是东莞“千分一”公益服务中心的发起人。4月13日，坤叔于当天凌晨逝世，享年80岁。

13日上午7时许，“家里人”群里坤叔去世消息传来，群里300多名受助者的微信群消息提示音开始响个不停，平日里在各地忙着工作的“孩子们”一个接一个发出悼念信息。

从广东清远到家乡东莞，从福建漳州到湘西凤凰，坤叔的名字家喻户晓。他37年如一日奔走于山区，从当初见一个帮一个到现在集中资助，带领团队资助了9000余名寒门学子，他的爱心一路播撒。

助学缘起

1988年，是坤叔助学的起点。那年，为参加央视青歌赛的女儿处理歌迷来信。其中有个小歌迷，在信中说家里太穷，不能读书了。

儿时体会过孤苦日子的坤叔十分理解贫困学生的难处，“怎么能因为交不起几十块钱就不念书了呢？”坤叔心里不痛快，就在回信里，夹上了学费。

后来他参与了广东省希望工程的一些活动，才发现原来需要帮助的孩子还有那么多。

坤叔助学的转折点发生在1998年。湖南省凤凰县来莞工作的杨先生几度犹豫后找到坤叔，拿出了凤凰11名贫困学生的申请表，希望能得到他的资助。坤叔没有犹豫。1999年6月，他第一次踏上了凤凰的土地，他走家串户，同贫困学生谈心，给他们买衣服，请他们吃饭。

看到每个孩子的家庭条件都困难，感觉哪个孩子都放不下，那时候就认助了超过100名学生。后来，在湖南凤凰县，坤叔往返138次，资助3666名学生。

南方日报记者苏仕日曾于2011年10月17日跟随坤叔到凤凰助学。他回忆，坤叔常常搭乘K9064次列车从广州到达湖南吉首，经过15个小时的旅程，此地离凤凰还有1小时的车程。坤叔说，“因为到达的时间是早上，白天就能干一整天的活；离开的时间是晚上，当天又能忙活一整天。”当时，这位上半年刚经历两次心脏手术的老人，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，每天只有不到4小时的睡眠时间。

那一次，坤叔带着20多名助学者，绕着凤凰的群山转悠，马不停蹄地跑了8个乡镇、10余所学校，看望了100余名学生，而这仅完成整个行程的1/5，坤叔需要给近千名正在受资助的孩子送去过冬的棉衣。

在凤凰助学期间，最能让坤叔舒缓心情的，还是孩子的笑容。苏仕日记得，有一天午饭时，坤叔刚刚还在抱怨某个校长行事拖拉，一个小女孩的声音隔着几张桌子传来，“张爷爷，我好想你呀！”坤叔抬眼一看，见到了小女孩的乖巧模样，脸上的皱纹立时绽开，满是慈祥，“我也好想你呀。”

准备助学活动有许多繁琐的事务，从订车票、买糖果、安排食宿，到联络学校、调整行程，坤叔一概亲力亲为。直到逝世前几天，坤叔还在东莞“千分一”公益服务中心理事群里安排“五一”期间看望孩子们的事务；他的最后一条朋友圈还在挂念“孩子们”，他写道“再过两天就要到湖南新邵县走访了……”

助学的队伍从坤叔1个人到后来6个人，再到后来100多人，到现在全国有5000多人，其中包括港澳台同胞、海外华侨等。

草根“转正”

随着助学队伍越来越大，坤叔想以“千分一”的名称登记注册。“千分一，是我们助学团队的理念，意思是每个人奉献收入的千分之一帮助需要帮助的人，让公益成为习惯。”坤叔说。

那时，“草根组织”坤叔助学团队“转正”曾是一个标志性事件。

2011年9月29日，南方日报刊发深度报道《坤叔公益团队“转正”受挫背后》，引发社会关注，随后省里派出工作组到东莞，解决了该团队的注册登记问题。

“群众想办点好事怎么这么难！”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看了南方日报的报道，批示要求解决登记问题。“坤叔事件”虽然将民政部门推向了舆论风口浪尖，却有力推动了广东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改革。

“我们一开始是‘草根组织’，当年登记注册确实费了很大周折。”回忆起“转正”经历，坤叔记忆犹新，“有了正式身份以后，工作开展得顺利多了，助学范围从湖南凤凰扩大到8个省份的24个县。注册后一年，资助学生从1000人增加到2000人。”

2011年，在各方的努力下，10月1日那天，东莞市“千分一”公益服务中心注册成功。同年，12月1日，“千分一”正式挂上了牌匾“开张”。

拥有“正式身份”后，坤叔感觉工作开展得顺利多了。“千分一”的助学范围从原来的湖南凤凰，逐渐扩大到广西、四川、江西、陕西以及广东河源等地。

在2011年注册以前，“千分一”资助的孩子是2300多人；注册以后，直到现在有9000多人。“最大的变化是知道我们组织的人也越来越多了。”坤叔说。

后来，“千分一”的工作一直坚持3个原则：一对一（N对一、一对N）随缘结对；捐受双方直接交往，财物捐赠无须经过任何中间环节；坚持一助到底，直至完成学业，不得无故弃助。

东莞城市学院法学院老师丛珊自2013年开始参与捐助。她坦言，当年正是“千分一”公益服务中心的一对一结对帮扶方式吸引了她。十几年来她陆续捐助了五名孩子，时常收到孩子们寄来的信，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未来的美好憧憬，坚定了她继续参加公益的决心。

播种希望

麻文婷5岁那年，坤叔到凤凰助学，他们一起拍了一张照片，后来坤叔曾用这张合照作为自己的微信头像。

坤叔曾谈到自己用这张图片作为头像的原因，“主要是想凸显一下我们认助的时间长。她现在又在中心这里工作，不少认助人看了一目了然。像她这种情况的孩子不少。”

麻文婷觉得自己是千万人里比较幸运的一个。“他真的是陪着我长大，我陪着他老去的感觉。”在麻文婷的印象里，坤叔每个学期都会来学校走访，后来成了一种习惯。由于麻文婷从小就没有爷爷，刚见坤叔的时候她就称他为“张爷爷”，每次坤叔去他们学校，她都第一个跑出来迎接。

之前坤叔每次去凤凰，麻文婷有时间都主动跟他们去走访。后来中心缺人，“千分一”的几个理事就都想到了麻文婷。麻文婷说，很喜欢这份工作，感觉当初被人帮助，现在可以把这份爱传递下去。“张爷爷的心态告诉我，要全心全意为别人。”

而对坤叔来说，能坚持37年，也因为助学所收获的精神上的回报非常丰富。看到这些孩子完成学业、工作、成家，他觉得自己的人生很有意义。

他跟每个学生都有联系，因为他们受助时，每年都要见两次或者多次面，他说，“9000多个孩子就像一家人。”每个学校和毕业的学生都有微信群，微信群名都叫“家里人”“一家人”这样的名字。

逢年过节，孩子们都会发信息问候。有时孩子们会来“千分一”看他，总能从工作聊到近况，坐着拉很长一段时间家常。要说哪个孩子我印象深刻，其实每一个学生跟我们的感情都是一样深的，印象都深刻。

让坤叔最感欣慰的是，能看到这些孩子读完书、走出大山，去选择他们想要的工作和生活。被资助的孩子中，毕业以后，有些当老师、当医生、当护士、当老板，还有些在政府机关工作……

公益传承

2018年，坤叔身患重病、体内植入7个心脏支架，选择了退居幕后。

他退休以后，中心的工作由27名理事们共同打理。理事长会定期召开理事会，制定每一个季度的工作计划。

“千分一”的第四任理事长伦熙云，在20年前看到报纸刊登了坤叔的故事，也想资助贫困学生。后来，他找到坤叔，了解“坤叔助学”的事迹后，很认同坤叔的理念和模式，加入了这个大家庭。

伦熙云说，“我们这帮人都是社会上自己‘自投罗网’找过来的。”

理事之一的林旋康以前资助过的三姐弟从中山大学、华南理工大学毕业后都工作了。还有个单亲家庭的孩子考上了湖南一所高校，毕业后去了湘雅医院工作。到现在，差不多有40多个孩子受到他的资助。

在“千分一”组织里，还有传承的基因。有位年龄大的爷爷资助了一个孩子，他的儿子也加入资助团队，后来，他的孙子也延续了助学的传统。他们一家三代人代代相传，把助学这件事一直做下去。

今年41岁的吴生君，是湖南凤凰人。从初中二年级开始，坤叔资助他上学直到大学毕业。如今，事业已小有成就的他，在工作之余也会做一些助学公益，他说：“尽自己所能，把爱传承下去。”

曾受过坤叔帮助的丹丹，后来和几十名受助的同学也组织了一个这样的公益小组，“受张伯的影响，我们也资助了3个学生，现在都有联系。”

另一名曾受坤叔资助的杨文莉在大学毕业后，主动放弃大城市就业的机会也想把自己学到的知识，传授给家乡需要知识的孩子，让知识改变孩子的命运和家乡的面貌。

受助者们走入社会后，主动加入公益队伍，幻化成千千万万个坤叔，传递“千分一”的爱。

伦熙云回忆，这几年，坤叔虽然不做事务性的工作，但他仍会去学校走访。坤叔常对他们说：“现在学校的环境不同了，车可以直接开到学校门口。”对于伦熙云来说，平日里最开心的事是跟着坤叔去看望孩子，孩子们的笑容是最治愈的。

坤叔也曾跟理事们讨论过，原来校舍都很旧，现在都成了标准的大学校；师资队伍也年轻了，学校来了很多年轻的老师；学生家里的条件也都变好了，“之后可能需要我们资助的学生会越来越少了”。他们也计划今后从其他的方面去做慈善、公益，比如助老、助残等。

在东莞“千分一”公益服务中心的走廊两侧，贴满了受助孩子们从小到大的照片。伦熙云看着照片说，“要把坤叔的精神传承下去”。

【记者手记】

一束不灭的星光与时代回响

坤叔已经离去了，这位用37年点亮9000多盏求学之灯的“点灯人”，留下了一串未尽的追问：他创办的“千分一”公益服务中心如何延续使命？那些曾被托举的孩子们如何继续被守护？而坤叔团队从“草根”到“转正”的历程，又为广东乃至中国的社会组织发展带来什么启示？

当年留下的公益种子，已经成长为参天大树。坤叔的离世，让我们重新审视公益的深层价值。他的一生诠释了“爱的永恒性”——公益不是短暂的怜悯，而是长期的陪伴；不是单方的施与，而是双向的成长与奔赴。

坤叔的助学之路始于1988年一封小歌迷的求助信。信中那句“交不起50元学费”的叹息，让他从一名成功的商人变身为助学路上的行者。37年间，他关闭公司、跋山涉水，将“千分一”从一人独行发展为5000余人的庞大团队，资助范围遍及湖南、广西、四川等地的贫困山区。

在湖南凤凰县，曾有受助学生请求将助学金让给更贫困的同学，坤叔的回答是“再增加资助”；而坤叔的助学，又从来不是简单的金钱施予，却是一份永久的心灵契约。他常问孩子们两句话：“收到钱了吗？”“给资助人回信了吗？”这两句朴素的追问，道出了助学的本质：物质支持与精神关怀的双向奔赴。

而今，这束光并未因他的离去而黯淡。类似麻文婷这样的接力者不在少数：有的曾是受助学生，如今成为教师、医生，用专业回馈社会；有的则是被坤叔精神感召的志愿者，将助学从“输血”变为“造血”。团队坚持的“一管到底”原则——资助人直接对接学生、承诺资助至毕业，早已内化为一种制度化的承诺，确保每一份善意不被辜负。

坤叔曾说：“助学收获的精神回报，远比金钱珍贵。”他的生命虽止，却以另一种形式流动在受助者的成长中。这或许便是公益最动人的模样：当一束光熄灭，千万颗星子升起，照亮更辽阔的夜空。“要把坤叔的精神传承下去”——成了所有人的愿景与期待。

如今的东莞，坤叔的故事仍在续写。湘A、湘U牌照的车辆星夜驶向追思会，受助学子们用泪水与誓言编织成告别；而“千分一”官微上，待认助学生的名单仍在滚动更新，仿佛坤叔生前的叮嘱：“助学这件事，一旦开始，就没完没了。”

可以说，坤叔团队的“转正”之路，是中国社会组织发展史上的里程碑。此前，民间公益组织常因“双重管理”制度陷入“无主管单位便无法注册”的困境。坤叔团队的成功注册，推动广东率先取消社会组织登记的前置审批，直接登记制由此破冰。

这一变革的意义远超个案。截至2011年，广东省社会组织数量突破3万家，成为社会服务的“减压阀”与“稳定器”。

坤叔团队的实践证明，民间力量并非政府的替代，而是补充与共生的伙伴。他们以“随缘结对”“直接捐赠”等创新模式，填补了公共服务体系的缝隙，更以透明与效率赢得社会信任。而“千分一”从草根到正规军的蜕变，揭示了制度包容对社会创新的催化作用：当政府以“放管并重”的姿态接纳民间力量，公益便能从“个人善举”升华为“社会共治”的基石。